肆、客觀評量的理論與施行方式
依上述「壹、前言」中之辦案品質的簡單排比，來評量檢察官的優劣，當無驅使檢察官成為酷吏之重大可能，反而有矯正濫權不起訴的現象之功；亦合乎「賽局理論」的法則。況且，只要加強公設辯護人的功能，強制開偵查庭時亦應有被告之辯護人在場，並將偵查記錄率皆全程錄影錄音存檔，準用「法庭錄音辦法」的相關規定，即可杜絕濫權起訴的弊病。反而是現今的濫權不起訴現象，根本已經病入膏肓而無藥可醫，才令人徒呼負負。故有識者所謂「偵查無罪之結果，其辦案品質未必較起訴者差」云云，難謂與實證之經驗法則，以及論理法則無違，爰非可採，其理自明。
其次，有識者亦有謂公訴組檢察官與偵察組檢察官任務不同，同一案件之功勞誰屬、如何評比皆有難以客觀衡量之情，以上述之辦案品質的簡單排比，殊難克盡評量辦案品質之功。然而，如此考慮亦屬杞人之憂；蓋因公訴組檢察官與偵查組檢察官任務雖屬不同，然盡皆為戮力從公，實無孰優孰劣之別，何不廓然大度，率將功勞（或積分）平均分享彼此。
因我國之刑事訴訟採取控訴原則，檢審分立的結果，法官之判決自非檢察官所能任意左右；是以法官對被告之判決刑期，自然有其獨立審判之客觀性，可當成檢察官辦案的積分。
舉例而言，某甲與某乙二位檢察官於本月各承辦五個案件，均以起訴終結。某甲為求高積分，均於起訴書中請求法官從重量刑，但法官獨立審判的結果，只有一個案件如甲所願，該被告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另二個均被求處十年重刑的案件被宣告無罪，還有二個案件各被判一年、三年之有期徒刑；甲的積分可算為10－10－10＋1＋3＝－6分。
而某乙平時吃齋唸佛，對於任何罪犯均習慣從輕發落，但法官獨立審判的結果，只有一個案件如乙所願，該案被告被判九個月有期徒刑，另二個原被求處一年徒刑的案件均被宣告無罪，其他二個案件各被判二年、十二年之有期徒刑；乙的積分可算為9÷12－1－1＋2＋12＝12.75分。
從上例可知，檢察官欲左右法官之獨立審判的結果，以增加自己的積分，實有窒礙難行之處。而且，如此的評量方式，較不可能出現何克昌檢察官所指出之現行制度上的嚴重缺點：「以『未結件數』來評斷一位司法官的優劣，而案件的核算基礎在於『案號』（因為行政人員只看懂案號），因此，只要司法官設法消除案號，就是優秀司法官...。」然尚有遺憾之處為未及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以致法官審判時難免受檢察官之卷證併送（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三項）的影響，而對被告不利；國內知名刑事法學者如陳運財等人，早已對此多所詬病。根據法務部統計處的資料，二００六年總共起訴一八九九四三人，「定罪人數」共一四五七四一人，定罪率＝76.73﹪。如此高的定罪率有兩種不同的可能意涵：一是檢察官偵辦案件相當用心，無違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之客觀義務，所以被告一旦被起訴，被定罪的機率很高；另一是法官受到卷證併送的影響，容易認同檢察官的起訴狀，先入為主地形成對被告不利的心證。以目前的司法官（檢察官、法官）平均素質之高，吾人應該樂觀相信前一種意涵較有可能發生。不過，基於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原則，以及客觀評量檢察官工作的公正性，本文還是建議應該儘速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
根據「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研究，能力強的人喜歡有「信號示意（Signalling）」的均衡；不公正客觀的工作評量，就會產生無信號示意或「無信號甄別（No Screening）」，這不但會破壞良好的激勵制度或機制，而且容易滋長「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導致「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最後造成良莠不分。在人力資源的研究上也顯示，公正客觀的評量方式，才能激勵認真優秀的人才盡力發揮所長，為國家社會作更多的貢獻。
參照刑事法學者陳運財、吳偉豪的研究，可知目前檢察行政上的「檢察官辦案成績考查辦法」的相關規定，對多數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並無顯著的影響；與何克昌檢察官實務上的經驗：「…檢察官會『設法』規避偵查案件，…只要司法官設法消除案號，就是優秀司法官…。」正好若合符節。因此，現行的「檢察官辦案成績考查辦法」，確有改進之必要；「長久以來，檢察人事一直是檢察官士氣低落及檢察形象無法提升之重要原因。檢察人事無法發揮拔擢賢能之士之功能，反而處處有劣幣驅逐良幣之作用。」法務部為獎勵檢察官結案，於九十年二月十六日修正「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要點」，反而使得努力吃案消除案號的檢察官，可以得到獎勵；而認真辦案因而積壓案件的檢察官，則受到懲處。這對法務部所公布的報告：「九十一年九月一日起實施至九十二年二月底止，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清理積案執行成果，...清理績效甚為卓著。」以及「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試辦『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快速終結案件實施要點』，對案情單純之輕微案件，實施『輕罪一日ok』之便民措施，...提升結案效率。」無疑是一大諷刺。
(待續)
(劉孟錦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