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還權于農民

民主黨派的所謂"民主"

本輪專題研討的主題是"農村改革的現實困境與出路"，由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蔡永飛主持，演講人分別為中山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徐俊忠；江蘇泗陽縣李口鎮吳集村農民張玉奮和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的處長、法學博士林秋朔。

在正式點評之前，我首先進行了一番說明："我是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同時也中國農工民主黨的一名黨員。蔡永飛老師雖然是民革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但是他並不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黨員，而是一名中共黨員。民主黨派的各級機關都是由中共黨員以公務員身份來直接控制的，農工黨中央和農工黨北京市委都是由中共的黨組織來負責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日常事務的。我聽農工党的老前輩講過，1980年代的時候，胡耀邦曾經要求中共黨員和中共黨組織從民主黨派�堶掠h出來。胡耀邦下臺之後就再也沒有人重提這件事了。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現代政黨必須堅守的底線正義。要不然就應該來個等價交換，讓我也到中共中共機關�堶悼h建立一個農工黨的黨支部。今天上午有一位律師朋友說民主黨派是既無用也無害的盲腸，蔡永飛老師表示了強烈抗議。我要說的是，把民主黨派形容為盲腸是太抬舉民主黨派了。現在的民主黨派根本沒有既無害也無益的盲腸那麼美好，他們耗費了國家大量的財力物力，卻沒有做出相應的貢獻，只是在政府做什麼壞事或者遭遇到什麼政治危機的時候，才由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站出來表態支持一下子。我自己被剝奪工作權利的時候找到農工黨中央，他們到現在一個屁都沒有放出來。像這樣的民主黨派，怎麼可能維護廣大農民和工人的切身利益呢？！農工黨中央在地壇附近佔用了一個很闊氣的大樓，整個大樓被裝修成漆黑色，門口連一個牌子都沒有掛。一般的過路人是不會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的。我一直稱這個地方是黑社會。說一句比較難聽的話，現在的民主黨派完全就是寄生在全國人民身上的一種政治害蟲，或者說是一邊立著民主牌坊一邊出賣靈魂加肉體的政治暗娼或政治二奶。"

農民增收路在何方

中山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徐俊忠老師的演講題目是《農民增收，路在何方》。第一點，我很敬佩徐老師。他為了研究課題而放棄了中山大學那麼好的位置去基層掛職。而且是給他當市委副書記他不願意，偏偏要下到基層去當縣委副書記。

第二點，我覺得農民增收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我以前也寫過農民增收方面的文章，後來想一想不對頭。最近30年來，農民從來沒有增收過。農民增加100塊錢的收入，城市居民就會增加1000塊錢的收入。與城市居民進行橫向比較的話，農民從來沒有增收過，反而在越來越快地減收，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天天地在加大。我認為現在要講的並不是農民如何增收，而是如何保收，我們連保證農民不比城市居民收入更少都做不到。計劃經濟時代搞統購統銷，不顧農民的死活搶農民的糧食。改革開放之後不再那麼殘酷地搶農民的糧食了，卻又開始搶農民的土地了。政府從農民手�媟m一畝地只需要幾萬塊錢，拿到市場上一倒賣就是幾十萬甚至於幾百萬。歐美文明國家的政府都是要保障本國人民的合法權利的，只有我們這個國家的政府在與民爭利。假如國家把搶農民的地和搶農民的錢歸還給農民，農民保收和增收應該不是難事。要繼續這樣搶農民的地和搶農民的錢，中國永遠談不上農民增收的。

第三點，徐老師的文章標題是《農民增收，路在何方》，他在文章�堶探ㄗ鴗F許多中國農村存在的現實問題，譬如說農民工賺的其實是血汗錢和血淚錢，大量農民婦女因為丈夫外出打工而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變成了體制性寡婦，夫妻雙雙外出打工又會製造許多留在家�婸P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的問題兒童。農村大量輸出勞動力的結果是，農村留守的主體被人們叫做"993861部隊"，有些村莊幾乎都是老年和婦女，只是到了晚上，小孩放學以後鄉村才有一點點生氣，這樣的人口結構所決定的政治生態，根本無力遏制土劣勢力的擴張和鄉村社會的凋零。徐老師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農民增收的出路就在於加強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而且還專門引用了鄧小平關於中國農業問題的具有戰略性意義的一段談話，說是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我不太明白的是，這個集體經濟是1949年之前的集體經濟還是1949年之後的集體經濟？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就我所知，1949年之後的河南農村，也是有自己比較初級的集體經濟的。到了農忙時候親友鄰居之間可以自由組合、相互幫助。比較大的宗族還有一部分的祠堂公產資助貧困家庭的孩子讀書上學。家庭成員或鄰居之間發生糾紛的時候，村子�媟|有德高望重的鄉紳來主持公道。到了農閒或者節慶期間，每一個村落的農戶都能夠自己組織戲班或者從外面邀請戲班唱大戲辦廟會。到了1949年之後，這樣的集體生活完全被敗壞了，代之而來的是被集體化和被組織化的人民公社及其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就是這樣的集體生活直接導致幾千萬的農民被活活餓死。這其中包括我自己的爺爺和大爺爺。像這樣被集體的集體和被組織的組織，我是堅決不答應的。農民真正需要的是被政府當局所禁止的自己組織自己的農會、農村金融合作社以及自產自銷的經濟合作社之類的民間組織，而不是官方強制農民加入的被組織和被集體。

 
允許村官腐敗是農村改革的障礙

張玉奮老師是江蘇泗陽縣李口鎮吳集村地道的農民，而且當過村幹部。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報刊上稱之為倒普法，也就是維權農民和上訪的訪民對於法律條文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政府官員、執法員警、審判法官以及所謂的專家學者。無論是在維權現場還是在法庭審判過程中，都可以看到農民當事人倒過來向專業執法人士進行普法的現象發生。張玉奮老師就是一個證明。他所講的《村官腐敗是農村改革的障礙》，對於依法防止村官腐敗提出了很好的分權設想，這樣切實可行的設想在所謂的"三農專家"的文章�堶惜]是很少見的。說得不客氣一點，張玉奮老師的文章就是對於我們在座的這些人的普法課。美中不足的是，張玉奮老師的文章標題還不夠準確，應該再加上兩個字，叫做"允許村官腐敗是農村改革的障礙"。村官其實也是農民，他之所以能夠當上村官，並不是村民自主選舉的結果，而是上級黨組織英明領導的結果。假如他不給上級黨委的領導人送錢送禮拉關係，他是不敢貪污腐敗的。以此類推，上級的鄉鎮官員之所以敢貪污腐敗，同樣是給更上級的黨組織禮尚往來、行賄送禮的結果。把村官腐敗的板子僅僅打在村官身上，其實是"反貪官不反皇帝"或者乾脆說是欺軟怕硬的老傳統，而在實際上，允許村官腐敗的是包括最高權力在內的整個政治制度和官僚體制。

林秋朔老師是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的處長和法學博士，他所講的題目是《新一輪農村改革與農民價值觀再造》。他所講的給農村社會注入有靈魂的變化動力以及相關的政治設計，實在是太高深了，我沒有辦法加以討論。我想說的只有一點，林老師把宗教與封建迷信放在一起講，似乎帶有一點偏見。我上個月在南京的一個會議上演講過"關於農村基督教的文化思考"，我的基本觀點是，基督教傳入中國大陸已經有200年了，基督教文化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織部分。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學好、教人向善的。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無論如何也離不開對於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在內的傳統宗教文化的弘揚和普及。這一次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們看到了基督教的身影，也看到了臺灣的慈濟和佛光山的身影，偏偏沒有看到少林寺、五臺山甚至於道教發源地青龍山的主持、道長們，出現在抗震救災的第一線。離靈魂最近的原本是宗教信仰，而不是強制性地統一人家的思想、再造人家的價值觀的党文化。我們今天討論還權於民，除了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之外，政府當局還應該把自由信仰的權利、自由思想的權利和自由言論的權利，切切實實地歸還給所有的本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