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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法律網 > 法律知識庫 > 作者專欄(一) > 施正鋒教授

台灣社會各族群平等關係的建構(下)

文 / 施正鋒教授
【台灣法律網】


嘗試了解「外省族群」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

外省族群是在戰後隨著國民黨來台,可以說是非志願性的政治難民,也因此,對於故土中國有較強烈的戀眷;相較之下,早先來的鶴佬、或是客家族群,大多是自願前來的經濟性移民。眾所週知,在過去十年來,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聚合,進而左右著對國家走向的定位。具體而言,本省人會傾向於自認為是台灣人,並且對政治、或經濟上的統合採取較保留的立場;相對的,外省人對於中國人的認同比較可以不加思索地接受,對於中國比較有感情上的眷念、甚至於接受某種形式的政治結合。

戰後,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幾乎全數遷台,外省族群多被安置軍公教,以致公家部門的人事安排未盡與族群人口成比例;蔣經國晚年體認到反攻無望,開始選擇拔擢本省菁英,以宣洩族群隱忍已久的不滿。在李登輝總統任內,菁英甄補方式日漸合理;不過,少數過去居優勢的外省菁英有時移事異之嘆,危機感頓萌,乃人之常情。為避免任何外省族群有「無立足之地」的認知,外省族群的認同應該受到相當的尊重、就業機會應該受到起碼的保障,進而在求政治權力、以及經濟資源分配的公平。

隨著民主化的過程,原本族群間的政治支配關係逐漸獲得調整,政權也大致可以在總統直選後取得正當性,只不過,台灣與中國的定位仍懸而未決;雖然對於住在台灣的所有人來說,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應該是最基本的共識,然而,台灣住民的民族認同也有待自我釐清。追根究底,台灣與中國之間似有若無的緊張狀態,除了有外省人在國共鬥爭中家園被毀、親人被清算鬥爭的誓不兩立仇恨外,也有在冷戰時期與美國作被動式結盟而養成的黑白分明反共思想,更有在建構現代化民主國家過程遭受打壓所產生的同仇敵愾。

在過去,國民黨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以及「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來壓制族群認同,卻在實質上進行垂直式的族群分工,無形中將國家加以族群化;相對地,本土人士一方面高舉台灣民族主義式的民族/國家認同,一方面又追求當家作主式的族群公義/平等,雖然未必刻意,恐怕多少也有幾分是以國家/民族的大帽子,加上民主的多數決所提供的正當性,試圖掩飾對於族群分配的企盼。近年來,主客易位,倒是泛藍的勢力強調族群的差異/競爭,相對地,泛綠陣營則多強調只有國家認同的問題,沒有族群的衝突。表面上看來,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似乎是有上下的位階,不過在實證上,兩個的存在並非相互排斥,而且規範上,彼此的定位也有待商榷。

在一個多元族群的後殖民社會,「共同體的想像」往往會遭到質疑:「這是誰的想像共同體?」此時的任務是雙重的,也就是如何避免民族運動被扭曲為族群運動。特別是在一個由不同波移民組成的社會,在設法要釐清集體認同之間的藩籬之際,民族主義除了要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犯,還要面對如何將多重自我建構成單一民族認同的課題。

如果說「國家定位」(台灣獨立vs.中國統一)決定於「民族認同」(台灣人vs.中國人)的話,台灣目前在尋求與中國建立妥適關係的過程中,源自內部的集體認同分歧,恐怕是比來自外部的促統壓力還治絲而棼。到底「中國是什麼?」除了代表政治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中國也有歷史、地理、血緣、以及文化上的意義。

目前的外省人在認同上的選擇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或「中國人在台灣」,近似於「中華民國在台灣」,似乎對於「新台灣人」有所卻步。不過,當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際,蘇起試圖以東、西德模式的「一族兩國」來加以詮釋,這是否只是情感上的牽掛而已?近年來,政府雖然廢除了傳統對於身分認同的籍貫措施,改採紀錄出生地的方式,希冀能以土地的認同來擺脫省籍觀念在政治上的再現。如果鄉土代表的是家鄉與土地,那麼,「認識家鄉」或許是培養民族認同的方式之一;然而,到底哪裡是家鄉呢?究竟一個人出生、成長、還是現在居住的地方?如果是出生在外國的小孩,何處是家鄉?如果是老一輩的人,譬如戰前出生在日本、或是中國的人,特別是外省族群,他們又要如何來決定其家鄉?如果家鄉與國家並不趨同之際,鄉愁與民族認同又如何還區別?此時,應該是由鄉愁決定民族認同,還是由民族認同來設定家鄉的認定?其實,如果外省族群有這樣的困擾,我們著實應該加以正視,或許能經過對話來取得相互了解;畢竟,我們並不能假設這種困擾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逝,尤其是面對在選舉過程日漸惡化的族群動員。

面對台灣內部多元族群的齟齬,陳水扁政府似乎是滿足於將台灣定位為「華人國家」 (Chinese state),同時也可以解釋為向中國的「一中原則」作善意的回應。究竟華人的涵義為何?在過去,華人 (ethnic Chinese) 出現於華僑 (overseas Chinese) 的用法,也就是指移民而僑居於他國者,譬如華裔美國人 (Chinese-American)。在這裡,華人與日爾曼人 (German)、或是安格魯•薩克森人 (Anglo-Saxon) 的用法相法,可以理解為具有共同血緣、或是文化特徵者;也就是說,用來作為族群性 (ethnicity)、或是民族性 (nationality) 的基礎/核心,正如日爾曼人可以分布於德國、奧地利、以及瑞士,而以安格魯•薩克森人為主體的國家也有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以及加拿大,那麼,華人也可以說有中國、台灣、以及新加坡三個國家[10]。當我們看到陳水扁侃侃而談其先人來自中國福建漳州詔安,仍然是跳不出原生論思維的制約。

大體而言,華人代表的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而中國代表的是文化、歷史、血緣上的中國,也就是「文化中國」;相對地,台灣就是李登輝所謂的「新中原」。這是一種折衷式的思考,也就是視中國認同為文化認同、台灣認同為政治認同。如此的權宜性讓步,大概是台灣能接受「一個中國」的最高底線了。問題是,華人的英文用字是Chinese,與政治中國的英文China幾乎有一對一的關係;即使中國不介意「華人中國」,亦即聱牙的Chinese China,「華人台灣」(Chinese Taiwan) 卻很有可能被詮釋為「中國所屬的台灣」,這樣的刻意自我模糊,難免被世人詮釋為自我矮化。

一般人會以為,國家的存在是為了要保障認同;然而,民族認同雖然會受到外在力量所限制(壓制、或誘惑),卻絕對不是先天能決定的,必須由國家內部去辯論來求得共識,尤其是在多元族群的台灣。更進一步言,民族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是雙向的,也就是說,民族認同也會反過來強化族群認同。譬如說,中國牌可以被援引來保衛族群的集體認同、以及談判權力分配的籌碼,卻不一定代表整個族群急欲與中國結合,甚至於主張統一的政治菁英亦然。同樣地,某些本省籍族群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地指控對方為吳三桂、施琅,特別是選舉時刻,卻不必然表示他們為台獨運動的真實信徒;在過去,這些人即使沒有社會主義或統一的思想,卻很容易被荒謬地打為「三合一」的內部敵人,現在,更容易將外省籍的政治對手戴上統派的帽子,也就是便宜行事的「反外省人」=「反國民黨」=「反中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外省族群認為當中國人就是其族群認同最重要的本質、不可動搖,誓言要國家保障其獨特的集體認同,即使中國沒有運用政經誘因來推波助瀾,我們也必須審慎考察,而非一味加以譴責,畢竟,民族認同、政治立場、或是意識型態都沒有對錯,只有選擇的過程是否公平、合理、或是平和。如果我們反對過去戒嚴時期對異議思想的打壓,現在就不應該重蹈覆轍。

問題是,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有可能相容嗎?如果前者是民族認同、後者是地方認同,那麼,彼此就是上下位階的關係,也就是在國家定位上,台灣要臣服於中國、要接受地方政府的地位,也就是接受「一國兩制」的公式;我們以為,大部分的台灣住民應該不會接受。如果兩者兩者都是民族認同呢?也就是接受雙重效忠的可能性如何?其實,近年來,國人取得雙重國籍者日盛,而且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離散」(diasporas) 的情況普遍,也就是居於異鄉、卻關心家鄉的安危。如果我們願意接納海外鮭魚返鄉,甚至於企業界主張引入對岸的高科技人才,卻擔憂「中國離散者」,原因何在?最大的隱憂是中國與台灣敵對;如果將來兩者的關係有如台美、或是美加之間一般水乳交融,那就另當別論。

事實上,並非所有的台灣住民都來自中國大陸、或是對「非原住民」的故國有感情上的牽掛,因此,華人國家的定位根本是無視屬於南島人的台灣原住民族的存在。或曰台灣的人口組成以主觀上自認為是所謂的「漢人」為主,因而並無大礙;然而,由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觀來看,即使人口再多,以任何單一族群的文化來定義民族認同的作為,都是對少數族群的不尊重。如果我們現在只是為了向一個外部的強權讓步,竟然自我否定內部少數族群對於民族認同的貢獻,未來是否有可能為了獨占國家機器,進而將台灣定義為鶴佬人的國家?甚麼是合理的國家認同想像,我們以為,每個人不只可以保有其族群特色,甚至於,在不危害國家安全[11]、以及停留在信念的層次,某種雙重的政治民族認同,應該可以認真加以考慮(圖2)(略)。


作為婚姻移民的「外籍新娘」

我國雖無正式移民政策,不過,以婚姻方式移入的新移民已經有四十萬,包括來自東南亞(越南、高棉、印尼)、以及中國者。跨國通婚有其社會經濟的背景,然而,我們的政治菁英卻傾向於帶著自我中心(ethnocentrism)的眼光,也就是以膚色來作優劣的排序,一方面認為本地人優於這些外籍新娘,另一方面卻又隱含自己不如白種人(女婿)。[12]

一般而言,由於新移民的來源多元、人數較少、以及居住四散,而且缺乏政治動員的意願,通常不會有諸如自治、甚或分離的訴求;此外,由於是自願前來,通常移民也有較強的接受同化的誘因。我們以為,對於這些新加入的國民,起碼的反歧視立法是必要的,也就是說,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出生地、國家來源(national origin)、外觀、或是文化特徵(語言)而限制其基本人權[13],包括公共領域(學校、公家機構、以及媒體)、以及日常生活(工作、商業、娛樂)。要求她們加入主流社會是合理的,不過,卻不能因此打壓其文化特色、或是對於其母國的眷戀;在過渡時期,甚至於有必要提供其母語上的服務,特別是社會福利項目的提供;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提供語言、教育、以及職業上的訓練,而非只是生育的工具(Kymlicka, 2000: 190-94;夏曉鵑,2003;藍佩嘉,2004)。

站在人權的角度,應該有讓其保有其母語的選擇權。更何況,在南向政策的長期規劃下,讓我們的新生一代有學習東南亞語言絕佳良機,至少讓台商有多一個擴展商機的能力,特別是母舅所居住的國家,何樂不為?

建立民族國家是可欲的目標,問題在如何塑造「民族」(nation) 的方式是否壓制到少數族群/原住民族的認同(Kymlicka, 2000)。在我們想像中的台灣認同,除了有我們的客家、鶴佬、外省、以及原住民(包含平埔族)四大族群以外,還有來自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東南亞的文化成分(圖3)。

 

參考文獻

陳茂雄。2004。〈診斷國民黨〉《自由時報》7月12日。

郭伶芬。n.d.。〈清代彰化平原福客關係與社會變遷之研究──以福佬客的形成為線索〉(pdf)。

夏曉鵑。2003。〈全球化夏新女性移民人權〉發表於「第三屆台灣和平學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10月23-24日。

藍佩嘉。2004。〈外籍配偶不是不停下蛋的母雞〉《新新聞周報》906期,7月15日,頁46-47。

施正鋒。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施正鋒。2003。〈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建構主義的觀點〉《台灣民族主義》頁143-74。台北:前衛出版社。

施正鋒。2000。〈台灣的法律與原住民──泛原住民運動的努力〉《台灣人的民族認同》頁169-93。台北:前衛出版社。

施正鋒。1999。〈國際潮流與原住民的權利〉《台灣政治建構》頁99-126。台北: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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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墾殖國家與移民國家的差別,見Kymlicka (1995: 21) 的討論。

[2] 請參考Kymlicka (2000: 204-5) 對於冷戰結束後,居於東歐的俄羅斯人的描繪。

[3] 譬如柯林頓總統1994年與美國印地安人及阿拉斯加土著部落領袖歷史性會面談話(President Clinton’s Remarks in Historical Meeting with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 Native Tribal Leaders, 1994)。

[4]『外坦吉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1840)、以及『外坦吉條約法』(Treaty of Waitangi Act, 1975)。

[5]『瑪莫案第一號』(Mabo No. 1, 1988)、以及『瑪莫案第二號』(Mabo No. 2, 1992.)。

[6] 見http://www.abo.fi/instut/ESC-files/kap5.htm

[7] 譬如澳洲國會在1998年對於『原住民土地法』(1993)提出歧視性的修正案,讓原住民深深體會到,如果沒有憲法上的保障,原住民的權利是隨時可以被剝奪的(Oam, 1999: 11)。

[8] 參見『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United Nations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1994)、以及施正鋒(2000、1999)。

[9] 譬如考試委員陳茂雄(2004)為文,指出民進黨「政策拉攏客家族群,忽略福佬族群,例如這次總統大選後,民進黨對少輸的客家族群論功行賞,對大贏的福老族群卻不聞不問,在客家地區大量造鎮,福老族群只有乾瞪眼的份」,並未嘗試著去了解客家菁英的想法,。

[10] 有關於新加坡民族/新加坡人的打造,見Hill與Fee (1995)、以及Chua (1995)。

[11] 有關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的關係,見施正鋒(2003)。

[12] 譬如監察院認為行政院未能控制移入人口的素質,因而提案糾正,見《中國時報》(2004/7/8)的報導。

[13] 有關於移民的人權,見Mattila (2000)、以及Tar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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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台灣原住民族族群文化與發展會議」,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大樓,2004/8/10。本文初稿分別引言於引言於「台灣憲政研究中心第十次會議」,台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辦公室,2004/7/22;民進黨中央黨部族群事務部主辦「族群論壇第三次座談」,台北,國際藝術村,2004/6/18;「第二次中道理性座談會」,台北,台灣國際會館,,2004/5/2,以及民進黨中央黨部族群事務部、文宣部主辦「族群論壇第一次座談」,台北,華山藝文中心,20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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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施正鋒教授
學歷:美國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博士、美國Iowa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碩士、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學士
現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兼任教授
學術專長:政治學(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學)
文章轉載自 https://www.facebook.com/cfshih2012 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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