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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選舉魔咒的困境-台灣選舉主義悖論解析(上)

文 / 侯武勇教授
【台灣法律網】


民主選舉魔咒的困境-台灣選舉主義悖論解析

侯武勇【1】

摘要

作為公民定期授權的古老互信儀式,民主選舉向來被公認是神聖行銷工具卻又往往淪為輕諾寡信的獎懲鐘擺機制。誠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言「極端平民政體,處處高舉平民旗幟,政策實際上卻恰恰違反平民真正利益」。無怪乎,只要社會還存在各種階級,選舉民主也只能算是階級民主。回顧包括台灣在內的全球民主選舉發展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否果真如同列寧口中的殘缺虛偽民主?是專供富商和少數人享受的特權民主?答案也許見仁見智,但又的確似曾相識。

台灣幾乎每隔兩年就有選舉,不但類似全民運動勞民傷財,甚至毋寧走火入魔般越選越差也欲罷不能,至於整體國力則反而每況愈下。回想全民如願以償地直選總統已快20年,巧的是,全民所得分配不均現象卻反而持續惡化。根據2015年7月財政部統計:2013年台灣貧富差距已超過99倍,這群最窮的5%台灣選民全年總收入才區區4.4萬而已。「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選舉;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J.F. Clarke)。倘若理性反思,對照長期鼓吹選賢與能自我感覺良好的台式民主選舉魔咒悖論無奈困境,如今看來的確如此!

關鍵字:憲法主義、主權、民粹、悖論、選舉主義、共識、善良管理人

一、問題背景

廣義的選舉泛指所有社團組織的理性選擇活動,狹義選舉則專指政治性投票行為,包括創制複決。本文所探討之選舉多為後者範疇,其中也包括極端型選舉主義(Doctrine of Election)。民主就是人民作主,概念方法的前提都是「活人」(自然人),邏輯上只要人沒問題,民主也就理所當然,反之則形同制度災難。或許正因為「知易行難」,民主才至高無上卻又難如登天,譬如,只要認同多數人統治的政體,無論好壞便都宣稱民主。然而未必如此樂觀,諸如法國大革命後10年(1799),拿破崙政變5年後稱帝,豈不再度證實兩千多年前柏拉圖警語「民主會導向獨裁」?正因為如此,法國革命式民主也被指稱「暴民政治」而與20世紀英美式民主明確區隔。有別於功能失靈的「字義性憲法」(Semantic Constitution)國家,類似西方近代「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自由信託思想和民主投票選舉古老傳統,各國無不將它納入憲法規範並自稱民主憲政國家。然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人」,才是問題關鍵。因此民主選舉雖有「人禍風險」,但是千百年以來,它依舊是簡易的集體決策背書工具。誠如英國首相邱吉爾(Spencer Churchill)所言「民主可說是最壞的政體,不過歷史上其他的政體更糟糕」:希臘法庭投票處死蘇格拉底(Socrates),希特勒(Adolf Hitler)則是德國民主投票後被任命的合法總理。【2】 美國林肯(Abraham Lincoln)相信「選票比子彈更有力量」,但他卻喪命於子彈。

得失往往相對,任何政策也必定受到機會成本的制約。有別於新自由主義劫貧濟富的民主選舉形式,要想推動完全自由平等的實質民主選舉制度,就必須先擁有高素質的選民、文武百官才有被實踐可能,否則徒為空談。其次,法治與自由互為因果,迷信民主選舉主義萬能的高風險和昂貴社會成本也往往超乎想像。或許正因為如此,面對全球貧富對立、階級矛盾,經常出現「抗議投票」與「怨恨投票」之際,包括兩岸地區在內,各級政府無不設法因勢利導,或藉由及時回應改善缺失的具體服務行動來化解民怨。

平心而論,民主政治原本自作自受。除非全民同意寧缺勿濫,透過修法或修憲程序減併公職民代選舉,否則,既然宣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那麼就算明知「頻繁選舉,禍國殃民」,政府除了依法行政,似乎也別無選擇。因此在未修法前,台灣朝野雖然陷入作繭自縛的民主選舉魔咒困境,卻依舊隨之起舞自我感覺良好,甚至積非成是後,全民習以為常。更值得我們好奇的是:台灣已經過兩次政黨輪替,然而對照民主化30年、1996年便擁有全民直選總統經驗的「20年民主投票歷史」,卻為何換來朝野政黨惡鬥、國力衰敗結果?長期鼓吹的民主化、總統直選制度究竟又為我們國家社會、民生經濟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任何制度都來自人性,從無例外。以下本文將拋磚引玉,先從台灣選舉制度、人為因素的層面深入剖析,進而探索未來務實可行的因應之道。

二、選舉制度的因素:於法有據的選舉經費黑洞?

 曾何幾時,標榜應該不分黨派、階級,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政治參選對象,實際上卻仍以富人為主。在台灣,選舉通常要花大錢或有金主捐助才有當選可能。讓人不解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錢又從那裡來?政治原本來自社會也是當代社會縮影。為此,學者薩孟武就曾經在抗戰時期一語道破個中玄機:中國社會最有勢力的兩種人就是地主和流氓,說白了,能夠當皇帝的,通常不是富人地主階級,就是應乎人心,官逼民反的流氓 (代表底層弱勢的沒落農民)。作為領頭羊之首的君王,貴在知人善用,愛才而不妒才。至於類似秀才、士大夫的中間階級,因為沒有階級意識又不能精誠團結,充其量也只能勝任卿相而必不能做帝皇。所以「士大夫只配做人臣,不配做人君」(薩孟武 1967)。如果以此類推,則發展中國家或徒有民主法治形式的人治文化社會結構,政權興替原則也許都大同小異。

以我國民主憲政歷史為例,修憲後的選民素質良莠不一,再加上揠苗助長的台式民主選舉制度如虎添翼,於是便會騎虎難下,陷入「政府社會雙重失靈」泥淖。其次,有別於夾雜統獨紛爭和兩黨惡鬥背景下所誘發的台灣學生占領立法院事件(詳后),不但開發中國家容易出現國會失靈亂象,其實就連沒有統獨紛爭的歐美、日本等已開發國家,也同樣五十步笑百步而令人啟疑。例如譽稱總統制典範的美國,當2011年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民眾,抗議歐巴馬政府用國庫稅款捐助財團銀行為華爾街紓困時,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便公開表態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並且猛批共和黨國會,此舉不但等同宣告民選總統擁有對抗民選國會的正當性,而足以讓美國國會議員陷入「黨意凌駕民意」(public opinion/popular will)的假民主制度困境,更說明美國政府部分官員和國會議員也同樣存在「人為」不稱職問題!試想,連沒有黨紀約束的美國柔性政黨尚且如此競相內耗,遑論向來迷信黨紀權威的我國列寧式「剛性政黨」(Leninist Party / Quasi-Leninist regime)國會?畢竟人算不如天算,即便現行各國選舉制度已有縝密設計,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國政府還是無法克服許多防不勝防的非制度因素問題與盲點。一個巴掌當然拍不響,民主選舉制度也是自作自受的結果,中外皆然。學者盛治仁便對我國目前台式選舉制度的負面影響深表憂心:

「…我們經常直覺認為,只要做到形式上公平投票,就是民意的真實反應,往往忽略選舉制度的影響。…真正的現實社會中,選民人數更多,政策選項更複雜且偏好種類更多元。所以任何投票制度下產生的候選人或政策,都很難用一種特定的加總方式,計算出人民真實的偏好,因為集體偏好可能形成一個循環,甚至於根本不存在。選舉結果只能說是,在某時空背景下,根據特定選票計算方式的結果。…民主可以分成形式和實質兩個部分來思考。當今的台灣社會將投票的形式和過程看得很重,卻往往忽略了實質層面的加強…民主政治的投票形式固然重要,實質內涵的深化在現階段台灣更為迫切…」(盛治仁  2015年12月3日《聯合報》)

再者,論及台灣選舉制度,由於國家憲法乃根本大法當然優於法律;法律則是規範國內典章制度和道德底線,因此有關我國總統及中央、地方民代的選舉罷免程序、參選資格、任期等複雜限制,原本早在憲法已有明確規範,但是歷經朝野陸續完成七次大幅修改後,卻反而因為治絲愈棻而造成國力每況愈下的結果。換句話說,20年的台式民主選舉傲人成果就是:毋寧棄守憲法國民經濟的「實質民主」而去追求代議民主程序典範的「形式民主」,讓台灣果真成為亞洲民主櫥窗。

(一)選舉門票:候選保證金?競選經費?政治獻金?

首先,參選我國總統副總統和中央、地方民代等公職,候選人都必須先向政府選務機關繳納高額保證金;例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就規定,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先交1,500萬元保證金才行。【3】 其他各級民代參選前也須上繳為數不低的保證金:比方說,參選直轄縣市長須繳200萬;立法委員或普通縣市長也要先繳20萬保證金;地方鄉鎮市長的保證金則是12萬。【4】 雖然憲法第七條早就禁止階級歧視,但類似購買高額入場券(報名費)概念,實際上,公職人員參選的法律門檻向來都變相排斥低薪階級。換句話說,除非生財有道或幕後有金主支持,否則繳不起保證金,根本就無法參選。古今中外,金權政治(plutocracy)莫不利用民主選舉手段,來營造錢權交換關係的潛規則;台灣解嚴後如此、修憲後總統和公職人員選舉,亦復如此!

其次,信者恆信,候選人依法要主動申報政治獻金帳目與捐款明細外,私下或真正完全用在個人競選活動的經費收支金額,通常會「因人而異」並且難以被精確查驗。類似商品廣告行銷成本概念,實務上,一般中大型選舉的各項造勢、公關助選活動,參選人都要有充裕財源支撐才可能取得候選人身分,尤其當選後的組織公關和選民服務品質也同樣需要足夠經費和人力協助,中外皆然。俗話說「賠錢生意沒人做」,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既然羊毛必定出在羊身上,那麼「錢」又從那裡來?當事人彼此心照不宣的友善關係也就不言可喻。商人無利不起早,當然不可能花錢去養老鼠咬布袋,問題關鍵是:民間財團金主之所以競相捐款給各黨參選人,豈會真的一無所求?如果政府在財政困窘已經債留子孫的情況下,依然由國庫預算無償補助鉅額競選經費給候選人(包括不稱職的當選人),此一成本效益或投資報酬率,如果逐一檢核比對,又豈能被全民認同?

實際上,台灣候選人的實際競選經費向來偏高已是公開秘密,動輒千萬起跳,甚至「億來億去」,根本不是普通受薪階級所能負擔。查閱1992年我國第2屆區域立委選舉330名候選人平均統計資料顯示(不含原住民、僑選、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當年每位立委候選人的平均競選花費,就已達630-9000萬元之間(彭錦鵬,1995)。再對照2004年民間概估台灣每位新人參選立委行情大約6000萬,一場立委選舉的花費總額,最高可上億。譬如不但當年綠營執政的黨中央輔選經費就達1億1000萬左右(李心怡,2004),【5】 當時連在野黨藍營的花費也高得嚇人,據藍營人士指出,光是競選一個地方農會或是水利會主席,「至少就得花到5000萬元,要選立委,當然會砸下更多!」…在不買票的前提之下,一個初次參選立委新人,打文宣戰部分,即需2500萬元至3000萬元不等,因此,敢出來參選的新人,「不是資源豐富,就是財力雄厚」(李鴻典,2004)。【6】 至於2012年第八屆當選79 名立法委員選舉經費(支出及捐款)的平均收入也仍有18,314,074元;平均支出則達17,303,980元。【7】 此外,還有每次選舉後還有一大筆來自國庫預算無償提供候選人申請的「政黨補助款」也相當可觀。由於2015年2月4日已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3條條文,因此撥給政黨競選補助金門檻,也從立委選舉政黨票得票率的原5%,下修至3.5%(亦即得票只要達3.5%門檻,經換算需要45到50萬票,每年每票就補貼50元)。【8】 至於我國歷年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總得票數和政治獻金、補助總額等實質經費,就更不在話下。一個有趣的逆向思考:換算每次選舉所花掉的龐大競選經費,如果都用在國內社會救助,試問我們可以購買多少個平價便當或麵包?能夠及時救援多少貧民?

且不論非官方的實際捐款金額多寡,從2015年6月1日監察院公告資料便確認:2014年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柯文哲2人的總支出金額也至少都在1.4億元左右,這還不包括柯文哲提前拒收的捐款在內。以此類推:除非獲得財團或民眾捐款,否則口袋不夠深的候選人,當選後就可能要負債而含淚服務,甚至會陷入傾家蕩產窘境。【9】 商人不做賠本生意,不僅台灣財團樂於捐助政治獻金,國外財團出手更是大方,以美國現況為例:根據美國政治回應中心統計,微軟公司已為中期選舉捐款178萬美元。谷歌公司2014年雖已向美國兩黨捐款143萬美元,卻仍只能位居捐贈排行榜的第31位。榜首則是已捐出4284萬美元的Fahr集團。截至2014年10月22日前,美國高科技公司已為中期選舉捐款2250萬美元,美國證券業、投資業的政治獻金也至少有1.21億美元。【10】 宣稱政商分離卻又競相樂捐,所為何來?

(二)當選容易罷免難:修憲後政府與國會逐漸失靈。

治國之道源自人性,貴在允宜可行,尤忌過猶不及。民粹與反智現象都來自體制外的社會民怨普遍訴求,因此諸如追求民粹式理想或類似「選舉民粹主義」”Electoral populism”概念(Catherine Boone  2009)的意識形態偏見文化也就褒貶兩極,甚至淪為永無休止的爭論。【11】 不同於民主政治理論強調憲政分權、代議民主、法治傳統,相對於精英政治極權類型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者)、黨粹概念,其實民粹政治僅泛指民主政治的技術化壟斷,並且偏好直接民主、民意至上、全民負責等極端化理念的實踐。欠缺罷免有效制衡的選舉政見(承諾)猶同沒有委任人得「期中解任」的委任契約(詳我國民法第544、549條概念),【12】 或類似沒有商品賞味期、退貨條款的免責廣告要約。因此除非在公民素養良好情況下,間接民主失能並且「急迫」到必須動用最後手段的直接民主解決,否則,民粹通常應該是備而不用、寧缺勿濫的「例外民主」才對。為此國內學者林火旺也頗感無奈:

「民主制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集思廣益,背後的邏輯是眾人的智慧大於少數…但是誰決定哪些價值偏離社會善良標準?全體人民中的多數還是菁英?如果訴諸全民多數決,這是不是民粹?如果是後者,誰來決定誰是菁英?…過於民粹的說法,應該是指政客經常跳過憲政制度的運作邏輯、直接煽惑民眾,以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問題不在民粹,而是為什麼我們的人民這麼容易中計?公民的民主素養不足當然是主因」(林火旺  2015年10月2日《聯合報》)
還有當年針對台灣朝野國代修憲並改為總統直選後所逐漸興起的民粹治國亂象,國內部分學者也曾經公開痛陳:

「今天李登輝在台灣搞的所謂『民主改革』,其實根本不是『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是東方專制傳統和西方民主思潮結合後,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怪胎』…當一個組織或社會中的政治人物都是這種「民粹」心態,就形成這個組織的「內部文化」(internal culture),整個社會民粹風氣蔓延,民意至上,不重法律,違法亂紀,就成了台灣的衰亡之象。」(黃光國 2003)。

一般認為,民粹主義(populism)的活動過程可分為:發掘對立,訴諸感情,匯集民意,影響政治四階段;雖然民粹、對立、感情、民意、政治都是中性用語,但民粹活動成敗風險仍由最後結果來決定,所以民粹也是朝野「民氣可用」的高風險政治手段。至於民粹主義所反映的民主選舉窘境,套用學者林毓生(2002)的以下觀點可能較為務實而貼切:
「民粹主義就是利用民主形式的建立、擴張,與運作來提供反民主的根據。它的基本運作方式是政治化約主義——把複雜的、奠基於憲政民主自由的民主化約為無需民主基本條件支撐的選舉。贏得了選舉的人也就變成『人民意志』的代言人與執行者了。」【13】 (中國時報  2002)

追求民主自由乃人情之常,但也最忌諱過猶不及、走火入魔,舉世皆然。對照建國50年的新加坡一黨獨大、高度資本主義化「威權民主」(father-knows-best democracy)治國理念,它雖然拒絕民粹主義,卻如同當年台灣政黨輪替前兩蔣政府威權統治的升級版2.0,並且成功取得讓世人刮目相看的施政效率和社會繁榮安定。事實上,在2015年9月11日大選前,俗稱「有民主無自由」的新加坡政府,的確是用50年管制輿論自由的嚴刑峻法手段來進行一黨專政的長期強人統治。今年三月,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去世後,在「強制投票」法律規範下,【14】 李顯龍政府的人民行動黨(PAP)八月底便提前解散國會,九月初開放各政黨競選活動,並在一個月內就完成大選。開票結果,這次選舉共有246萬合格選民,總計230多萬人投票,投票率93.56%。人民行動黨則以69.9%得票率取得壓倒性勝利後繼續執政,亦即:新加坡人民並不相信人云亦云的民粹主義,或政黨輪替的民主自由神話。

倘若務實反省,不同於威權民主典範的蕞爾島國新加坡,解嚴後的台灣除了提前告別威權民主,迷戀文革型選舉主義光環外,還有啥偉大成就?當然有!朝野信仰民粹主義神話,選民果然得到聞名全球的民主選舉桂冠和政黨輪替、換人來做的結果,但是台灣政府和社會卻也勢同騎虎欲罷不能,甚至逐漸脫序失靈,反而從此不再擁有威權民主年代的「安居樂業」!

極端概念的民粹主義、反智現象,通常也可能源自於社會大眾對精英統治腐化的長期不滿,或普遍反映集體民怨的反彈訴求。換言之,一旦出現民粹或民調、媒體治國文化,也就意味著,執政黨的權力傲慢施政印象,已然導致社會普遍不信任或對立。相對而言,類似「民氣可用」指標型的民粹主義、選舉主義,也容易成為統治精英因勢利導下的排除異己免責或背書利器。

總之,信者恆信,也許膜拜民粹主義未必如期亡台,但歷史也一再證實,包括朝野政黨在內,倘若堅持「寬以律己,嚴以待人」卻又長期迷信民粹治國萬能的神話,則整體國力必將因此淪為內耗空轉狀態,甚至加速走向衰敗宿命!以朝野政黨為例:經國先生去世後,從1991年李登輝政府至2004年陳水扁政府任內,首度政黨輪替前後,朝野政黨便聯手陸續七次修憲完成凍省、廢國代、派任監委,以及總統直選、立委擴增與席次減半等修憲程序,總計1987至2001的14年內就6次修憲,也因此埋下日後台灣憲政失靈的無窮隱患。我們重新對照當年史料得知,1997年四次修憲,已然如同朝野政黨及勝選公職人員,成功聯手操弄民粹主義的經典之作:【15】 前國民大會議長錢復後來受訪時就認為,當年朝野國代都難辭其咎:

「…1996年12月23至28日李登輝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憲政體制改革是其中一個議題。當時李慶華代表新黨,但他不久即為了國防部一樁事情憤而退出,所以,只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兩黨達成包括雙首長制及凍省的修憲共識…1997年7月仍有很多人反對修憲案,只要反對票超過1/3加1票就修不成了。除新黨有46票,國民黨看起來也有一些宋系人馬,但在投票時,他們卻未投下反對票。…」(紀欣 2015年 4月 15 《中央日報》)
「成也選舉敗也選舉」,一旦民代選後食言或監督失靈,則選民和民代豈無相對責任?譬如,國大代表原受全體國民付託,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也是中華民國憲法最高民意代言人,理當信守護憲承諾,孰知當年竟在朝野政黨合作默認下,毋寧先扮演凍(廢)省操刀人,然後再揮刀自我了斷,從此讓國民大會澈底虛級化走入歷史,留下修憲敗筆。

1999年的修憲目的則更加險峻,對此,前監察院院長錢復曾經引述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2014年公開《兩岸波濤20年紀實》的觀點,而認為當時:

「修憲主要是兩個重點,一是把憲法第四條『固有疆域』,改成『依中華民國憲法能執行的疆域為限』」二是拿掉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的『國家統一前』。這個被美國知道了,特別叫AIT處長張戴佑拿著中華民國憲法,跑到李登輝的辦公室,質問他是否真的打算這麼做,李登輝因此退讓了。這就是1999年修憲會議沒人提出這類修憲案的背景。」(紀欣 2015年 4月 15 《中央日報》)

至於對外宣稱亞洲民主櫥窗並且自我感覺良好的台式選舉主義制度,則已如同全民授權執行修憲、修法程序的投票背書工具和民粹治國白手套。事實上,兩蔣去世後,台灣政治經濟制度已經大步邁向「中間偏右、唯美獨尊」取向,不但師承美式新自由主義,競逐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潮流,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叫好不叫座的美式民主與台式民主制度,如今已然宛如「自我感覺良好」的昂貴選舉主義奢侈商品。或許正因為如此,大概也只有美國學者才會津津樂道「台灣是亞洲民主櫥窗」:

「台灣的民主主要學自美國,美國學者曾誇讚台灣是亞洲民主櫥窗,民主燈塔,值得亞洲其他地區效法。身在其中的我們,總覺得這個民主櫥窗內的貨品,真不怎麼樣!沉默的大多數不參與不表態,少數人的偏執意見化為民粹,民粹當道,還成了民意主流。身在民主櫥窗內的人,民主素養至少要及格。台灣實施民主制度數十年,成績怎麼樣?啞巴吃黃連,說不出來。林肯有言:『什麼樣的人民,出什麼樣的政府。』也怨不得別人。」(摘自:王正方 2015年2月11日《聯合報》) 【16】

然而常被他國套用的美式選舉策略或技巧,未必都值得膜拜或迷信。政治人物雖然無不標榜誠信守法,但是美國社會卻也經常默許負面選舉文化並且樂於略而不論,諸如:寬容候選人陣營為達勝選目的,競相不擇手段去公然抹黑、醜化對手的美式惡質負面選舉歪風並且習以為常。更讓人不禁好奇,類似當代惡質選舉主義歪風,豈不與古代誅連九族、清算鬥爭、全民公審式的集體陽謀目的似曾相識?

「…美國選戰大師卡維爾(James Carville)便在2012年5、6月《外交事務》雙月刊公開強調,勝選戰術包括『提醒群眾你競選對手是個卑鄙小人。把握每一個機會用犯罪和色情醜聞抹黑他!』…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卡維爾便提出類似選戰宣言『經濟才是重點,傻瓜!』(It's the economy, stupid!)於是將當時民主黨不知名的競選人阿肯色州長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順利送進了白宮。…共和黨小布希。他的選戰頭號功臣卡爾.柔夫(Karl Rove)被政敵稱為「汙穢之王」(king of dirt),比卡氏有過之無不及。…柔夫任布希總統資深顧問七年直至被國會傳喚三次,才辭職。○九年被定詐欺罪。他的姓(rovian)已成『政治抹黑和詭計』的形容詞。如今美國政黨惡鬥,國會癱瘓,選戰惡狠。昔日美國重禮儀和理性的政治已褪色。毒舌又對國際事務盲目的競選者川普卻民調破表。【17】 跨越兩千年的歷史教訓,台灣民主能記取嗎?」(摘自:林中斌 2015年9月8日《聯合報》)。

回顧行憲前既未完成訓政共識基礎前置作業程序,又在國家治權分裂情況下,連續28年實施台式民主的總統直選訴求和高唱「選賢與能」口號的偉大成就,似乎也確實誠如目前台灣社會輿論所深切反省的以下客觀評述:

「憲政久陷混濁,國家認同呈撕裂狀態,有人一中各表,有人借殼上市,獨派甚至稱『除了選舉制度外,不承認這部憲法』,因此憲法的尊嚴無以確立,修憲亦成政治鬥爭的平台。…統獨撕裂及兩岸關係成為國政主體的台灣,總統直選儼然已成某種形式的『全民公投』」。!【18】 (摘自:2014年12月9日《聯合報》社論)

以上朝野政治人物的長期輕諾寡信事件固然應予公正譴責,但持平而論,一個巴掌拍不響,同具選民、國民身分的非政界社會精英成員,也有相對道義責任。譬如導因於部分朝野不稱職官員、民代言行疏失積累,卻陰錯陽差演變為學生成功長期占領立法院的脫序事件(以下簡稱太陽花事件),雖然事後褒貶兩極,如果撇清政黨介入因素並且客觀檢討事件後續效應,則功過三七開,應屬合理。該事件導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和政黨三度輪替情勢,然而回望1989年大陸六四學運後,沿襲1990年台灣三月學運所伴隨的民粹政治負面效應經驗,2014年太陽花事件的檯面下「反中促獨」的質變訴求,似乎已「量變」為台灣社會民粹主義偏見並且將之神聖化、無限上綱化。2015年5月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20年所慶的「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研討會」言論便出現類似「當局者迷」的上述偏見。【19】 為此,學者蔡錦昌就認為:

「…如果認定那些所謂『普世價值』就是真理,請問社會學家跟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信徒又有何不同?社會學研究應該從社會學家自己的無意識面出發,對自己熟悉的事物拉開心理距離,視之為有點陌生,有點問題才行。可惜參加此次研究發表的台灣社會學家或社會研究者,自身多是當年曾經參與學運的學生,而且多術仍是學運的熱情支持者和行動支援者,滿腦子『伸張正義,抗議不公』的想法,甚至是滿腔子『反對中國反對國民黨』的情緒。他們能做的只是以局中人的身分回顧,和反省他們如何跟不公不義的威權體制糾纏戰鬥的經過和感想,問一些諸如『網路社群關係是否有助於參與學運』…等低層次和近距離的問題。他們似乎壓根兒沒想過自己這種人具有歷史特殊性,以及他們視為當然的『社會正義』也具有歷史特殊性這些問題,簡單而直覺地以為自己就是普遍人類的代表,而『社會正義』就是普世價值-以普遍人類代表的身分,去實現去做為普世價值的『社會正義』乃是天經地義之事,沒什麼好多說的。這正是一種『當局者迷』的研究心態…但如果把『社會正義』直接當作天經地義,只研究它們如何才能被落實,此主張便不對了。作為台灣最高社會學研究中心的中研院社會所,理應超越『直接知識之幻覺』,不做此種當局者迷式的社會學研究才對。這才是台灣社會學發展希望之所寄。」(蔡錦昌 2015年 6月 5日 《台灣社會學學會通訊》,缺少社會學思想史意味的社會學)

(三)憲法前言、三民主義今何在:總統直選?凍省?凍國大?監委派任??

問題事實就如同歷史明鏡般擺在眼前而不容全民閃躲:冰凍三尺非一日寒,是誰曾經默許擱置國父遺教和三民主義憲法,才造成憲政混濁、國家認同撕裂?如何解決或改善(詳結論)?「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憲法前言〉與憲法第1條、國歌早就寫得一清二楚,倘若台灣朝野精英都故意視而不見,試問,又豈可歸咎全民沒有「國家共識」?何況隱含中庸之道的三民主義思想(尤其是民生主義) ,早已被公認為務實可行的儒家新「中間路線」。凡事因果不空,由於用民主投票合法手段七次修憲成功的若干內容明顯牴觸〈憲法前言〉宗旨,加上沿襲〈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罷免從嚴」既定政策,遂形同立法保障「當選容易罷免難」,甚至一旦不肖民代當選後公開偏離民意,選民也無可奈何。換言之,縱使民代不稱職,但是依法罷免門檻甚高,就算能進入罷免程序,民主投票也甭想通過罷免案!正因為如此,現行國內罷免法令也早就形同虛設!直白地說,修憲後的台式民主選舉制度成效,不但變相鼓勵朝野黨派及候選人,可依法輕易獲取由國庫或民間無償補助(捐)的競選經費,更容易讓台灣社會、經濟、政治功能逐漸失靈而陷入內耗空轉狀態。至於自我感覺良好的台式民主選舉制度則成為他國戒慎恐懼的「亞洲民主櫥窗」和民粹治國、媒體治國負面教材!

因果不空,往往都不外自作自受。說來極為諷刺而無奈;試問:七次修憲,尤其是李登輝總統任內的六次修憲過程,和被宣稱是民主化重大貢獻的中央民代選舉制度改革,不都是「於法有據」的台灣朝野各黨「民主投票」的偉大理性選擇?總統直選、廢國代、凍省、增減立委席次、派任監委等許多空前絕後憲改理想,果然美夢成真,當年遭輿論詬議為「憲政怪獸」的國民大會雖然也早已經配合揮刀自宮了,然而,如今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既然七次修憲後的頻繁選舉,人民早已如願當家,國力又為何反而每況愈下? 我國原憲法好端端的委任國代票選總統制度,硬是被當年朝野政黨聯手修憲,改成連目前美國公民至今都謝絕的總統直選,殊不知,此一相對風險與嚴重後果已然動搖國本,得不償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今對照總統直選20年後的台灣現況,似乎2014年國內學者林中斌的觀點,一針見血:【20】

「美國開國元勳並不信任『人民』的智慧,所以建構出的共和國,有民主的外表,其實並非原始的民主。但他們又擔心獨裁的出現,於是設計出結合菁英主導和群眾參與的混合體。政治學教授Robert Dahl稱之為「多元政體」(polyarchy)。群眾參與為防範獨裁,而菁英主導的用意是『保護人民以防他們被自己的愚蠢所傷害』(designed to protect people from their own folly)。美國人民不能直接選總統。需先由廣大群眾選出少數菁英的「選舉人團員」,再由後者投票產生。這傳統形式上延續至今。…經驗顯示:群眾的判斷不一定正確…對優良的民主而言,群眾像麵包,而菁英更像維他命,不可或缺。但若無心靈內在感受,亦無良知、容忍、同情心、榮譽感,菁英比群眾更危險。…台灣民主流血極少,得來不易。借鑑歷史,彌足珍惜。」(林中斌  2014年5月6日 《聯合報》)

七次修憲後,我們如果再對照此前標榜選舉主義萬能並且自我感覺良好,欲罷不能的台式民主選舉桂冠、亞洲民主櫥窗制度現況,將會發現被長期大量耗損的整體社會成本,和大約20年揮之不去的台灣社會選舉魔咒困境(人禍),其實都遠遠超乎當年選民所能想像。尤其是,當選舉主義宛如公開進行同業商品廣告般的常態惡質選戰,或類似全民文革運動,試問長期生活在「戰火」下的普羅大眾,又豈能安居樂業?對此,連台灣主流輿論都不得不坦承失算而無奈:

「民主選舉原是一個定期投票的『和平易幟』機制,但台灣的民主政治,卻變成了一種終年延續不斷的內耗式戰爭。社會大眾,一次次跟隨藍綠的魔棒起舞,對不同陣營的同胞充滿了怨怒和仇恨,卻未意識到自己變成了政客的玩物,亦未意識到台灣已逐漸被撕裂成互不相容的兩半了。心中只有選舉的政黨,將不會記得政治是要服務人民;而選民如果只剩下一張賭爛票,民主政治也將註定不會有實質內容。…  台灣政治只剩下『選戰』的驅動,而無力回歸『治理』的主軸,這正是民主最大的失落」 (《聯合報》2015年6月6日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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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兼任助理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本文於2015年12月完稿。E-mail: wyhou2@gmail.com
2  1932年3月德國總統大選,希特勒得票11339446,占30.1%,僅次於興登堡(得票18651497,占49.6 %);4月第二輪投票,興登堡得到19359983張選票,占53%當選總統,但位居第二的希特勒也得到13418547張選票,占36.8%。同年7月,納粹黨在國會選舉獲得13745000張選票,占全部選票37.4%,在國會608個席位中擁有了230席,成為第一大黨。11月重新舉行選舉,納粹黨依舊是國會第一大黨。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總統按照完全合乎憲法方式把總理一職任命希特勒。請參閱 2013年8月14日,傅國湧,<希特勒是如何上臺的?>,新浪歷史 網頁: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8-14/103051396.shtml 部分資料。
3  2015年2月前,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31條:「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時,各組應繳納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前項保證金,應於公告當選人名單後10日內發還。但得票數不足選舉人總數5%者,不予發還。」2015年2月修法後,已將得票數不足5%標準,降低為3.5%,以便用公費補助小黨。但台灣綠黨和公民組合等政治團體認為門檻還是太高,多數小黨或民團更主張參考法國標準再調降至1%。果真如此,則台灣選舉已然如同「你參選,我買單」的全民運動。2015年9月8日獨立總統參選人施明德舉行記者會指出,曾選過總統的人拿個人競選補助款去買別墅,應呼籲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推動儘速刪除個人選舉補助款,以剷除政治肥貓。他強調候選人競選補助款的立法精神,認為個人選舉補助款是要給參選人的,也不應該將補助款轉入黨庫而與立法精神抵觸。他表示「排名前7名的政治肥貓,有的人說錢拿給了黨、有的人說捐給基金會,另『我也知道有人是拿去買了別墅』」。果真如此,這筆錢就應該廢除。請參閱2015年9月8日《蘋果日報》。
4  2005年的保證金概況:總統副總統保證金1,500萬、立法委員保證金20萬、直轄市長200萬(縣市長20萬)、鄉鎮市長保證金12萬(鄉鎮市民代表5萬)、直轄市議員保證金20萬(市議員12萬)。2014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有關各公職候選人登記參選須繳保證金數額,已由中選會審議通過:直轄市長選舉候選人保證金新台幣200萬元,直轄市議員選舉候選人保證金20萬元,縣市長選舉候選人保證金20萬元,縣市議員選舉候選人保證金12萬元。鄉鎮市長候選人保證金12萬元,鄉鎮市民代表候選人保證金5萬元,村里長候選人保證金5萬元。至於新增「原住民區長」及「區民代表」兩項公職人員候選人保證金分別比照鄉鎮市長及鄉鎮市民代表,同為12萬及5萬元。請參閱2014年6月17日《自由時報》部分資料。
2.依選罷法規定,發還保證金得票數的最低標準是以「選舉區選舉人數」除以「應選名額」的商數,再乘以10%,以這次選舉為例,花蓮縣選舉人數為258,736人,除以應選人數1人,商數為258,736,再乘10%就是258,73,意即未達258,73票的候選人,保證金將被沒入。
5 至於根據官方中央選舉委員會通過的立委選舉競選經費上限,則各縣市立委選舉參選人可以花費的最高競選經費,應該在新台幣609萬4000元到770萬7000元之間,這些數字是根據選罷法,以各選舉區的應選名額除選舉區人口總數70%,乘以15元,再加上600萬元的總和。如果加上買票的費用,一場立委選舉,最高可以花上億元。…若再加上競選總部租金、人事費、各種雜費,一場立委選舉下來,檯面上的花費,最省的人也要花上1000萬到1500萬,這還是競選連任者的價碼,新手因為要加強知名度,廣告費用起碼還要再多上1、2000萬。一位出身高雄地區的前立委便指出,一個在高雄市參選立委的新人,一般要花6000萬的競選經費(請參閱 李心怡,2004,<六百萬選立委? 如買票須上億!>。《新台灣新聞》,2004 / 11 / 04 第450期)。
6  2014年3月14日《民報》便報導「國民黨選舉補助行情大曝光,指標區縣市長補助5000萬起跳」(請參閱 東方城,2014)。
7  請參閱 《監察院廉政專刊》45 期內容。
8  2015年2月4日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3條第1項:「候選人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當選人在一人,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三分之一以上者,當選人在二人以上,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每票補貼新臺幣30元。但其最高額,不得超過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第6項:「國家應每年對政黨撥給競選費用補助金,其撥款標準以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為依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得票率達3.5%以上者,應補貼該政黨競選費用,每年每票補貼新臺幣50元,按會計年度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政黨於一個月內摯據,向中央選舉委員會領取,至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9  監察院公告去年9合1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資料,其中台北市長選舉部分,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收入約1億1千萬元,支出為1億4千1百餘萬元;當選的無黨籍北市長柯文哲總收入為1億3982萬餘元,總支出為1億4236萬餘元
10  請參閱 大陸文章〈美國競選財務透明化:政治贈金不是錢權交易〉,2014年10月22日,網易。
11 由於「民粹」具有人民至上的極端理想化民主概念,因此民粹用語通常容易淪為負面標籤或被濫用。其實維基百科(2015) 網路分享資訊針對「民粹主義」(或譯平民主義、大眾主義、人民主義、公民主義)已有較為通俗而客觀的論述,內容開宗明義便指出所謂的民粹主義:「意指平民論者所擁護的政治與經濟理念,是社會科學語彙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名詞之一,也可以被當成是一種政治哲學或是政治語言。學術界有關民粹的討論甚多,但是把它當成一個獨立學術概念來處理的卻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義呈現的樣貌過於豐富、難以捉摸。」(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7%B2%B9%E4%B8%BB%E7%BE%A9)
12  我國民法第544條:「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第549條則言明「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
13 摘自2004年2月5日學者胡全威網路發表〈惡紫奪朱:台灣民主政治中的民粹〉內容所引述林毓生教授 2002年9月19日《中國時報》發表〈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三週年-殷海光逝世以來的台灣民主發展〉。
14  在新加坡,投票不僅是權利,更是義務;這是在台灣難以想像的事。新加坡規定21歲以上的合格選民必須「強制投票」,如無正當理由不投票,將從選民名單中刪除,需繳交50星元(約台幣1000餘元)才能恢復投票權。(請參閱2015年9月13日《聯合報》社論。)
15  俗稱民粹,泛指隱含包括意識形態偏見在內的非理性風險,或借力使力的「民氣可用」概念。與菁英主義相反,民粹主義(populism)則被公認概念相當模糊而且難以精確定義。民粹主義者不但自認直接民主和草根民主至上,並且強調由於政治菁英腐化只追求個人私利,因此民粹主義倡導人民直接參與(選舉)、決定政治事務。一般國際政治學者認為:民粹主義通常也是政客輕易操控社會議題的政治手段。
16  請參閱 王正方,2015年2月11日《聯合報》,〈台灣是亞洲的民主櫥窗嗎?〉。
17  唐諾.川普(Donald John Trump)是美國著名房地產鉅商,也是2011年「占領華爾街」事件所反對的財富分配不正義主要對象之一。然而2015年12月2日美國南加州槍擊案發生後,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的民調支持度卻上升到36%,顯然川普獲得美國人更多支持的理由只有他的「反移民言論」。川普民調支持度大幅領先(共和黨)其他人,是因為該一民調數字是「情緒分數」,包括川普說出了很多一般人不敢說的話。但是「喊爽」時可以支持川普,讓他「當家」可不行。如果萬一川普當選,那美國人也只能怪自己頭腦不清楚。請參閱 2015年12月9日《聯合報》,公孫策,〈美國人腦筋清不清楚〉。
18  聯合報社論雖贊同內閣制,但對於1991年至2004年七次修憲,官方宣稱以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為範本之說,聯合報則公開質疑並且強調:「一、總統選舉應採絕對多數制;二、權責相副;三、不宜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四、視總統與閣揆是否同屬一個政黨,採行政權換軌制。以上四項,皆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樑柱,而我國7次修憲宣稱仿襲法制,卻拆毀此四樑柱,遂致畫虎不成,貽禍至今。憲政混亂至此,除了前述體制架構的錯亂以致中樞權責不明以外,主要又因台灣政治文化的特異,以致憲政久陷混濁,河清無日…。」請參閱 2014年12月9日《聯合報》社論,標題〈修憲,不可再毀憲〉。
19  根據蔡錦昌副教授的會後感言指出,由於該研討會論文內容及發言幾乎都把學生、公民、自由、正義、理想等關鍵詞概念視同普世價值或唯一真理,所長蕭新煌教授雖曾一再宣稱「我們要實踐社會正義,也要如實研究踐社會正義之實踐」,但蔡錦昌認為,從實際整體表現結果來看,似乎後者乏善可陳。
20  林中斌教授曾引述並認同台大教授張文亮「變調的自由是最殘忍的兇暴」觀點,進而指出「1799年,法國大革命後10年,拿破崙發動政變,5年後稱帝。應驗了兩千多年前柏拉圖的話:民主會導向獨裁…1789年,美國贏得獨立戰爭6年後,其雛形政府開始運作。開國元勳目睹法國『民主』慘劇,亟謀預防重蹈覆轍。民主來自希臘文。「多數人主宰的政體」,不論好壞,就叫民主。法國革命帶來的民主,被後人稱為「暴民政治」,以別於廿世紀英美令人嚮往的優良民主。」請參閱2014年5月6日,《聯合報》,林中斌,〈菁英:民主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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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兼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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