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所謂「影響募款」來限制教師上電視或電台，這種理由看起來很正當，卻是有點不倫不類，這話如果是校方行政人員說說那就算了，但若由大學校長的口中說出，那就有點不可思議了。
從什麼開始，大學要開始聽命或受制於捐款者對學校治理的看法，尤其是對教師言行的管理。雖然這類困擾在任何大學都有可能發生，但卻沒有大學尤其是以自由開放學風聞名的東吳大學，會這樣大喇喇的公開講出來。這理由很簡單，因為如果大學治校是「一切向錢看」、「有錢最大」的話，那麼大學作為追求知識與真理的殿堂，將淪為只服膺權力以及為五斗米折腰的人力工廠，這當然是「有損校譽」。
在這次的事件見報後，看到幾個學校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都表示他們學校尊重老師的自由、也擁有開放自由的學風以及重視的是教師的教學研究表現，他校在這事件上不費吹灰之力，即獲得好的社會名聲，反而是一向敢於挑戰威權的東吳大學，這時候卻被對照成了保守封閉的校園。一來一往之間，東吳大學所累積數十年百家爭鳴的自由校風所受到的無形傷害，絕不是那花花綠綠的鈔票所能買回的。
仔細來檢視校方的邏輯，如果「募款能力」是一個治理大學的指標，那此例一開將是後患無窮。試想，如果一個捐款者拿一大筆錢跟學校威脅(或利誘)，要讓某位教授離開(或聘入)該校才願意捐款，那校方是不是也要積極回應跟滿足要求呢?或者說，如果今天上電視的這幾位教授，受到捐款者的喜愛，而對校捐款大增，那學校是否要改變態度，認為這是「功在東吳」所以要鼓勵常上電視呢?
上述論點當然都不太具正當性。如果一個教師的在外言行有助校方募款，但校內基本的教學研究工作卻是一團糟，那這樣的人是否能適任該校教師，還是乾脆轉為行政募款人員，顯然必須受到最嚴格的檢驗。
其實光由某位老師在校外的言行，即判斷該老師在校內的教學研究表現，甚至因此斷言該校的總體表現，進而決定是否捐款該校或是否到該校就讀，這都是過度反應甚至極為不智。就如同投資人若僅以曹興誠的政治立場或者郭台銘的私人生活，來決定是否購買聯電或鴻海的股票，恐怕都是跟自己的鈔票過不去。當然，投資人真要這麼做，也沒有人反對，只不過是，有必要嗎?
我個人的經驗是，愈是在外面有上有參加政論節目的老師，在課堂上講話愈是更加小心，避免把個人的意識形識跟政治立場帶入課堂影響學生。反過來看，學生在修讀這些老師的課時，也經常是豎起耳朵、特別敏感，隨時可能質疑老師的觀點。有趣的是，我經常聽到同學反映，有些從不上電視的老師(甚至是理工科系的老師)，在課堂上卻是毫無忌諱、對政局大發議論，而學生則是莫可奈何。
然而，正如同某位學校校長在回答媒體時所說的，一個教師如果在外面的政治立場鮮明、甚至在課堂上大發議論，其可能的代價是激怒一些政治立場不同的學生，最後可能影響到同學在填寫課堂反應問卷時的態度。雖然的確有這樣的可能，但這樣的說法似乎也低估了同學區分老師專業表現跟政治立場的能力。
讓我個人感到辛慰跟驕傲的是，東吳政治系的同學就有這樣容納多元的傳統，而且具備能夠區分公私領域的能力。即便是我個人過去一年的政治立場特別鮮明，但學生課堂反應問卷的滿意度都極高，可見同學並沒有將個人的政黨好惡而投射到老師的教學評價上。
套用本系劉必榮教授在自己書中的說法，東吳政治是一個彩虹的系(意謂藍綠紅什麼顏色都有)，老師是如此、學生也是，這是我們的傳統，也是我們的驕傲。東吳政治之所以為東吳政治，不是靠國立的名號、也不是硬體的設備，而是自由、開明、嚴謹、批判的學風。東吳政治從來都不是一言堂，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應該是。
(劉孟錦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