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一號是香港政權回歸中國大陸屆滿十週年的日子,這十年來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媒體文化等各方面有何改變?而台灣和香港這十年來的關係,又呈現何樣貌?以及香港在下一個十年會有什麼樣的新風貌?這些議題,我們要專訪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曾建元教授,為聽眾朋友做深入的探討。
七月一號就是香港回歸大陸十週年,我們請曾教授為我們分析一下香港整體這十年來有什麼變化。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如果不談經濟問題,談政治上的民主化、自由化的程度,香港在回歸後,民主化不會比港英的殖民統治差到哪裡去,有民選議員和間接民選的行政長官。但香港人有一種自我防衛心理,在港英時期可以談的台獨、兩岸之間的議題,回歸後比較噤口不言,香港自由化的程度在政治言論上顯然是退步的。在某種意義上,它的民主化程度是提高的,可是問題就出在這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香港回歸而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給予的政治承諾,是包括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治的,即香港可以自己決定二○○七年以後各級議員與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但是這個承諾到現在來講,毫無動靜,顯然將一直地拖延下去,甚至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還表示,「香港高度自治來自北京,中央授予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這和一國兩制的精神不符,因為香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之外,是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一個事實,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高度自治安排,乃是基於這樣的一個歷史事實所做成的。中共領導人最近的言論顯然是往後退的,顯示他們對於一國兩制下香港高度自治承諾的履行誠意是不足的,從這點來看,回歸十年後香港的民主化、自由化程度,完完全全不如〈基本法〉上面的保證。我覺得要比較香港回歸十年的進步與否,不能拿殖民時期來做比較,而是要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香港一國兩制的保證到底履行了多少。
對雙普選的看法為何?
北京對於香港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的普選一直有很大的疑慮,此疑慮從當年的中英談判時就存在。英國曾經就前立法局議員的部分,主張回歸之前於一九九五年選舉產生者任期直接過渡到一九九七年之後的一九九九年,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非常抗拒,它很擔心香港本地自主的民間力量崛起,形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最後索性在九七停止立法局的運作,另行成立了御用的臨時立法會
。但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一國兩制,在某種程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兩份法律文件對於一國兩制框架的保證,乃使得香港的自治還能維持一定的局面。
香港本地十年來追求雙普選的呼聲不斷,且有升高的趨勢,前首席部長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對此問題便一直站在維護香港自治的立場,參與此方面之政治運動,甚至表示不排除未來出來參選特首的可能性。雙普選這議題因為〈基本法〉有所承諾,所以在香港普遍獲得高度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阻擋此一趨勢長遠來看是很困難的,只能拖延,因為這是他們自己所做的承諾,沒人逼的;再加上香港國民素質高、國際矚目香港的發展,香港有作為中國大陸發展樣板的作用,因此我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還是要去面對雙普選的。
香港有可能成為大陸的經貿中心嗎?還是有可能被上海凌駕?
香港的發展曾經有一度大家認為會被上海所凌駕,但這幾年好像又不太一樣
。香港跟上海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有一國兩制的法律框架保障,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直接統治,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方面的治理和香港是切割開來的。香港最近有談到港元與人民幣之間的關係,香港政府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便表示港元的聯繫匯率不會跟人民幣掛鉤而是繼續跟著美元走,香港仍然要保持著一定程度經濟上的獨立。香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的,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國際之間的緩衝帶,讓外商在最接近中國的地方能找到一個保護傘,進可攻,退可守,香港的存在讓海外資本可以放心地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為何?
香港的經濟秩序安排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一國兩制,香港是不可能這麼放心地側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旁邊,所以最終如要確保香港的經濟持續進步,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局面就一定要維持下去。既然〈基本法〉有這樣的承諾,香港的民主化就只能往前進不能後退,因為這是展現一國兩制優越性的最好方式。我不認為香港會把政治自治跟經濟自由的問題完全切割開來,因為從長遠來看,香港人會發現,只有落實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讓他們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在政治自治的維護下繼續下去,他們的經濟生活才有辦法維持下去。要怎麼落實一國兩制讓香港高度自治呢,就是香港能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生活、法律制度、公職人員和特首人選。
香港言論有愈來愈緊縮的趨勢嗎?
香港人權團體這十年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批判,其實是相當活躍的,每逢七一或是重大政治事件,遊行的動員能量都相當高,由此可見,他們對於維持香港自身權益的意識是很高的,但如果遇到與台灣有關的議題,香港就會比較退縮
,例如台港之間的關係,從九七之後就有很多阻礙,台灣駐香港代表中華旅行社總經理每次到香港就任都會遇到很多波折,而香港當地支持台灣的言論更不斷在消退或遭受打壓。真正自由化的社會,應該是各種言論都可以在市場上競爭的
,但是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可以感覺到香港在兩岸的問題上或是有關台灣的議題上,跟十年前比,顯然是保守許多。這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等行為有關,台灣人百無禁忌,大概他們怕帶衰,所以台灣跟香港這十年來的關係可以說是倒退的。
我們也許對香港的大眾文化了解很多,但是對於他們政治的狀況,台灣人就不是這麼關心。其實香港要爭取高度自治,台灣是一個很好的戰友,只有台灣存在,證明民主在華人社會是可行的,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民主化才是有希望的,所以香港人應該要支持台灣、關心台灣,這是他們未來自身前途的一個保障。
雙普選有希望嗎?
雙普選的選擇權事實上是在北京政府的手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第七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最終要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而議員普選雖然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第三條規定只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即可,但要行政長官同意,現在這種欽定的特首會同意嗎?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香港並沒有參與到有關他們政治地位安排的憲法性法律的制定過程,因而一國兩制只是建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片面的恩典之上。香港人如果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對於香港的自治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如果沒有找到有利的籌碼,雙普選就有可能不會被實現。
長期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辦法迴避雙普選的議題,因為香港的自治地位還是有經過〈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法保證,只是什麼時候會實現不太確定而已。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對有些地方的民主化試點有些信心,雙普選的實現才有可能。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把香港雙普選問題單獨看待的,而是和國內整個政治體制的安排掛勾在一起思考。香港的民主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衝擊會是很大的,它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遭到挑戰,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這一問題比較遲疑,不願意大刀闊斧地展開改革。我認為台灣是香港爭取較好的政治地位安排的一個活棋,是一股相當大的外來力量,香港應該善用,亦即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成功可以垂範台灣的理由,來說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放手。
預測香港下一個十年的未來政治風貌
我覺得至少議員開放普選的名額會增加或是完全普選。香港基本上是屬於行政首長主導的政治體制,議會對於整個政策的影響其實並不那麼大,所以只要最終特首的部分能夠穩定住,大陸在民意壓力之下,從議員普選先讓步應該還是有其可能的。民主黨派的得票率其實一向高於親中黨派,二○○四年選舉就達到百分之五十八,可是席次上的分配就明顯不如親中黨派,六十席中只佔二十五席。這跟選舉制度的設計或是選區劃分有關,制度的合理化必須納入民主化的考慮,才有可能讓香港未來的民主化也能正常化。我覺得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選舉制度改革的經驗可以帶給香港一些幫助,單純從制度選擇上的需要來看,香港的民主黨派其實可以不用太迴避跟台灣各界的對話。
(本文為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台灣之聲中央廣播電台《台灣政經廣場》〈民主放送站〉主持人黎慧芝、徐永明的專訪,感謝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研究生游威倫的記錄)